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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26日星期一

蘇賡哲:另一個質疑

我認識一群「六四」後和中共徹底決裂的朋友,包括多倫多領導支援中國民主運動的陳先生,還有香港的李子誦、程翔、劉銳紹等。他們都是正人君子,我不曾聽見誰對他們的私德提出過抨擊,只聽到「他們為甚麼醒覺得這麼遲」的嘆息。
蕭若元先生更有「政治白癡」的譏刺。其實這些朋友都很有學問,在社會上各有成就,何以會在反右、大躍進大饑荒、文革、香港左派暴動之後,仍然一心向黨,或替專制政權當宣傳喉舌,或當愛黨僑領,要替中共「開展工作」。司徒華並因早年被排斥未能入共產黨而引以為憾。
如果說「六四」是一場屠殺,因而令他們與中共決裂了,然則,上述種種中共的劣政,死難者數量遠比「六四」多,何以最多只能是「對中共又一次失望」,卻不能觸動他們,令他們提早和中共決裂。
我覺得,他們這種本性善良的知識分子之所以一心向黨,並不是為名為利。從日常生活接觸可以知道,他們對物質生活要求不高。例如司徒華先生,和我合作做文化生意固然賺到錢,投資其他教育事業同樣成功,還有當教師、議員,都有一定收入。他不愁錢,但生活非常簡單樸素。
大家都知道司徒華先生只睡一張單人床,還騰出一半來放書,讀書應說是他唯一嗜好。平日約我在陶源酒家吃飯,雖算是比較好的食肆,他是愛它清靜,點的菜如非梅菜扣肉,就是燒臘一碟。說到美色緋聞,這群朋友更是與之絕緣。他們一心向黨,大多為了一個理念:希望中國強大。
有個始終無悔的人曾經說過:「我的理想就是要使中國成為一個屹立於世界的強大的國家。因為我生長在租界上,眼看著中國的國土怎麼給帝國主義蹂躪,怎麼給帝國主義蠶食,中國人處處受歧視、受排斥、抬不起頭來,所以我覺得作為一個中國人,我有責任為中國人能揚眉吐氣做點事。」我這群朋友雖然不生長在租界上,但一心向黨的原因應該很相似。
例如司徒華先生就說:「耳聞目睹的抗戰事跡,給我很大刺激。我渴望國家富強,不再被侵略,人民不再被異族欺壓,點點的民族愛國思想,由此生起。」
他們都把理想和希望寄託在中共那邊。在1949年中共尚未執政以前,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中共執政以來,中國黨史專家楊奎松就說,到19514月止,中共處死他們統治下的「反革命」,超過71萬人;反右打壓知識分子,有4,000多人非正常死亡。「四清運動」在短短三年內有77,000多人被迫害致死;倒行逆施的大躍進,餓死3,000多萬人。鄧小平更向意大利記者法拉奇說過:「文革真正死了多少人,那可是天文數字,永遠都無法估算的數字。」他還舉雲南省委書記趙健民冤案為例,只此一案,就打死了17,000多人。
也就是說,即使從鴉片戰爭開始,算到日本侵華為止,列強在中國殺害的人數,還遠遠比不上中共害死自己同胞多。那麼,這些希望中國強大、可以擺脫被列強欺凌,因而一心向黨的朋友,為甚麼不覺得中共之害超過列強,並從而醒悟。不錯,司徒華先生說過:中共執政後,民族陷入一場又一場更大的災難,令他有更深的反省和體悟,但何以他在這些災難發生後的1984年,仍然借陳雲文章自喻為「黨外共產主義者」,要在黨外開展工作

2011-09-06星島
http://news.singtao.ca/vancouver/2011-09-06/canada1315301379d340674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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