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他們何以喜歡新加坡

[2012-06-26]星島

我一直認為梁振英和中共，不要香港內地化，而要香港新加坡化。歷來政論界還有個說法是，鄧小平和他的繼任人，也都很喜歡「新加坡模式」。有人甚至說北京想把中國新加坡化。這樣說來，香港變成一個「試點」了。不過，要香港新加坡化已經不容易，何況全中國。
香港和新加坡畢竟有很多「先天」相似處：土地面積、人口之外，雙方都曾是英國殖民地。香港學者陳雲近來戮力鼓吹的香港自治城邦，新加坡早就有這意味。一個城邦和一個中國，可比的不是其「形」，而是其「神」。
不必否認，鄧小平等對新加坡模式是有濃厚興趣的。1978年11月，鄧小平出訪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當時中國國內宣傳報道偏重於新加坡之行。鄧小平回國後，適逢中央在召開工作會議，鄧還特別改動閉幕會上的致辭，標舉新加坡事例。
鄧小平之後，江澤民、胡錦濤仍然是新加坡「粉絲」。兩國領導人會面時，新加坡方面總能得到極高檔次禮遇。中共中組部主持與新加坡的實質聯繫和合作，把新加坡作為中國領導幹部海外培訓首選，主要是取經，借鑑新加坡政府管治方式和他們的發展經驗。看來，鄧小平學習開放國門、引進外資、發展對外國貿易已見成效。至於管治經驗上，有多少成分滲入了新加坡模式？我建議平日留意中國社會新聞，尤其和「維穩」相關新聞的讀友，不妨同時留意和比較一下新加坡的《內部安全法》。
《內部安全法》是1963年9月從馬來亞引入新加坡而「發揚光大」的。它賦予新加坡政府預防顛覆的逮捕權。任何人不必經過司法程序就可以逮捕，逮捕之後更可長期拘留不必移送法庭審理。兩年後，案件才移交「顧問委員會」。委員會由政府任命的三名委員組成，只擔任顧問，實際權力在內政部長手上，他可以用國家安全為理由拒絕公開案件。往往人犯被逮捕後，家中親人一直不知道他的下落。1989年後，國會通過法案，確定政府內閣在處理內部安全問題時有絕對權力，法庭不能過問或干涉部長的決定。凡違反《內部安全法》獲釋的人，必須在電視或公開場合表示悔改，但即使如此，也不一定就能自由過日子，而依舊受到監視。政府有權限制被釋者居住在甚麼地方、從事何種職業，禁止他們在某些時間出門，出門須向警察局報告行蹤，禁止他參加任何組織及出國旅行。更嚴厲的是，政府可剝奪他的公民權，使他變成無國籍的人。看了上面這些引述，就知道中國領導人為何如此「仰慕」新加坡了。現在我們所見，中國政府無日無之對付政治異見分子的做法，在新加坡早已行之有素；但新加坡仍是很多外國人爭著想去入籍而不可得的人間天堂，李光耀仍是大小國家通吃、民主極權政府共同尊敬的「王者師」。
相對來看，同樣的政策，中國卻造成連串醜聞，連諾貝爾和平獎都「炮製成功」，在國際上更灰頭土臉，不得不大灑金錢去粉飾別人心目中的流氓形象。況且在國內，光是「維穩」經費就相當於國防開支。
更令中共大吃一驚的是，當他們的代表團訪問新加坡人民行動黨總部時，發現只有寥寥9個專職工作人員。這令中共恨不得把全國人民吸收入黨，以致出現「騙子愈來愈多，傻子愈來愈少」的現象相形見拙。對他們來說，人民行動黨簡直是神乎其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