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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7月17日星期二

蘇賡哲: 信史之難


6月29日明報
    要為後人存信史,有時很不容易。就以89年六四後,香港人營救民運人士逃亡海外的「黃雀行動」來說,例子就不少了。
    首先是誰為這行動命名?最近,劉達文先生推出《黃雀行動,內幕與真相》一書,便有「黃雀行動命名之謎」章節。
他說:行動本來行動本來稱為「秘密通道」,91年岑健勳首次在電台專訪中稱之為「黃雀行動」。有人認為是岑接受採訪時靈機一動的說法,「但是,這一說法後來被高爾泰推翻。」高爾泰曾問過張文光,張說「黃雀行動」這名稱,是司徒華先生取的。
    黃雀行動重要參與人陳達鉦先生在華叔逝世後第二日,接受記者訪問時也說:「為甚麼叫黃雀行動呢?是華叔取的名。」華叔的好朋友游順釗先生也說:「我一直以為黃雀行動這個密號是華叔擬訂的。」可是華叔在《大江東去》中卻說:「這個行動名稱,非我所擬,」更令我覺得意外的是他說:「我也不知擬訂者是誰。」我的想法是,擬訂者大概不是實際搞偷渡的「船家」,而是行動策劃人。這種人為數寥寥無幾,何以沒有出來澄清真相。澄清的意義還在於,目前對命名寓意出現了分岐。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和曹植《野田黃雀行》兩種說法。華叔不同意捕蟬說,因為他認為如果用這解釋,即是逃亡者是黃雀,中共即螳螂,但黃雀惡過螳螂,應很易啄死螳螂,所以不符合行動性質。我不同意他的想法,而認同游順釗的解釋。即黃雀不是逃亡者,而是包括華叔在內的營救者。逃亡者是蟬。我想,一般人所意會的是這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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