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 : 沒有了精神貴族的全民沉淪

9月26日多倫多明報 
    1930年代的巴黎人每逢看到不顧公德的人，便罵出「甚麼中國人」，顯示中國人去外國出醜，並非新近的事。 二次大戰時期，中國人沒有多少機會去歐洲，戰後不久，毛澤東弄出個均貧的國度，有錢歐遊的人更少。直到「改革開放」，部份人先富起來，就是部份人恢復去出醜，喚醒新一代巴黎人，「甚麼中國人」不再是歷史上的傳說，而是活生生的現實。分別只是新一波出醜人數比1930年代大得多，也因為人多，才能開動印刷機偽造羅浮宮入場券。 
    和1930年那些「甚麼中國人」同時代的魯迅，對中國人卑劣的民族性已經有深入批判。我們在認同他的批判時，總以為這種人只生活在紹興之類鄉土地方，很少人會想起，既然中國人是如此不堪的民族，當然不可能去一趟巴黎便脫胎換骨，人在魯迅筆下如何卑劣，去到巴黎自然同樣醜陋。 
    不過，我覺得當今在巴黎出醜的中國人的墮落程度比1930年代更全面。戰前中國，社會上還有一股正氣，即使是橫行的軍閥，還有人覺得他們橫行之餘猶有可愛處，甚至說和春秋割據的諸侯神似。民初的讀書人，即使生當亂世，仍有獨特風骨、卓絕氣度，因而大師輩出，各領風騷。中共中央黨校的王學斌感嘆說：民初知識界的氣勢，很快消失了。「如今讀書人受市場經濟熏染，丟失了社會良心這個關鍵的公共角色，遺失了精神貴族的桂冠，民初那股氣勢已全無蹤跡。」 
    精神貴族都沒有了，即是全民族的沉淪。偽造這偽造那，沒有知識怎偽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