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舒和柳木下都是在香港生活過的詩人，戴喜歡買舊書而柳以賣舊書為業。
我將兩人相提並論，是因為戴在《香港的舊書市》中說，戰前香港賣舊書的人，完全欠缺讀書人氣象，不用說沒有北京琉璃廠行家那些版本目録學知識，連應有的文化素養亦欠奉，所以「明清善本書可以論斤稱，而極平常的書卻被視為稀世奇珍」。他舉例說，《中華郵政地圖》竟索價五千港元。這書新亞在八十年代賣過五佰元，由於是大開度精裝龐然巨物，所以被前人濫索。戰前五千港元堪稱天價了。
戴望舒所說，以前香港舊書商和國內同業最大分別，是沒有知識份子從事這行業。我所知道的香港前輩行家，的確沒有一位有大學學歷。高學歷而入舊書業，是文革發生後的事。所以我在這裡提出柳木下，雖然他也不懂古籍，但至少在世變前就讀過復旦大學，留學日本，通曉中、英、日文。無論如何都算得上是個知識份子。
魯迅的書信集中，有一封是寫給柳木下的，當時他是一位文藝青年，一般人常從文藝青年蛻變為理論中年，但柳木下認識我以後，仍然文藝如故，是個文藝中年，甚至到老了，依然是個文藝老年。
他以寫新詩的詩人自居。 不過，所謂「寫新詩」可能不正確，因為他不一定把詩寫出來，而只是背誦給朋友聽。
司徒華曾聽過他誦詩。視他如孔乙己的華叔描寫説「個子矮矮，神態頹乏，穿着一套陳舊、骯髒、滿是皺紋的西裝，沒有結領帶，拿着一個重甸甸的包袱。也許那包袱是一塊白布，顯得比他的西裝更陳舊、更骯髒」。 不過華叔說，當柳詩人被問及近作時，「他簡直像變了另一個人，放出明亮攝人的目光，接着就背出一首新詩」。問他發表了沒有？他答：報紙副刊已不大登詩作了，即使登，也按行數付酬，稿費很少，索性留着自已欣賞和背給朋友聽。他自豪地說：「寶刀只賣給識貨的！」知道我不識貨，所以從不在我跟前露一手。
我可以補充的是，羅孚曾開專欄給他寫詩，他認為詩和其他文體有別，稿費應該高些，還為此跑去報館找老總理論。由於比較激動，聲調提高了，起了圍觀效應，終於無功而退，專欄後來也沒有了他用包袱包著從我店中買的舊書，然後逐本書送上門，向他心目中特定的讀者求售。這本來是古風，以前北京的舊書商經常這樣送書上門。古時線裝書用包袱來攜帶是合襯的，而者線裝書一套，銀碼總比洋裝零本高，柳木下用古典布包賣洋裝新書，舊瓶裝新酒，顯然和時代脫了節。
華叔說他之所以頹廢，是失戀故，那女子名字有「霞」字，他便以「慕霞」諧音木下作筆名去寫詩。寫詩不能養活自己，就去當翻譯，但多次收了出版社預支的稿費，始終交不出稿來，漸漸這生計也斷了。他在舊書店以便宜價格搜購得舊版書，再以高價向特定文化界對象兜售，入息有限，生活非常清苦。聽說晚年常一頓飯只能吃一個波蘿包。長期家徒四壁，兩張床板，鋪在一堆書上，還常交不起房租。 他的送書上門服務，由於舟車費用和耗時（以前未有地鐵和隧道，送一本書過海還要乘輪渡），成本其實相當高昂，一天賣不了幾本書，每本書的價格必須抬到嚇人地步，買方自捨不得花這種錢，因而他飽嘗被拒絕的難堪，但生活迫人，有時不得不坦白說出困境，希望對方體恤同情，這樣就從販賣自己對書本的認識變成乞憐。
當然，文化界畢竟比較有人情味，很多朋友以賙濟心態買柳木下的書，只是長貧難顧，鬧得雙方難堪的場面亦復不少。我和他很熟，經常勸說他應該將選書的範圍擴闊些。我們賣舊書，顧客是社會中的小眾，像我只懂得賣文史哲、政治、藝術類書刊，連《整染通報》之類化工雜誌都不懂，錯失了很多獲利機會。而柳木下更狹隘，只賣文藝書，而且中國數千年文學史，他只賣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創作，範圍這麼小，如果不改弦易轍，生意是不可能做大的。
他聽了唯唯諾諾。我知道他絕不會有任何改變。因為在我們心目中，他是個文藝青、中、老年，只賣自己喜歡和熟悉的文學書，又沒有其它職業，所以窮愁潦倒一生。其實窮愁潦倒正是他生存的樂趣和動力。我猜，他失去「霞」這女人時，當然是悲哀的，但悲哀會給人詩意般的快感，所以年輕人常為賦新愁強説愁，就因為愁會給人快感。最極端莫過於我一位朋友在年輕時出版著作，在扉頁印上「獻給亡妻」，其實他根本沒有亡妻，他只是追求用想像中的悲哀昇華成的快感。柳木下品味失去霞的詩意快感並耽於因此而致的自哀自憐，耽樂了一生不願走脫出來，也許我是唯一了解他的人。
人生選擇和際遇很可感嘆，魯迅曾寫過一副對聯給柳木下，他在早年困頓生活中，不得己廉價賣給羅孚，羅孚後來又把它捐贈給北京某機構。由於對聯的傳承可靠，肯定不是贗品，這副對聯現在時值不少於一千萬港元，不知可以換得多少個柳木下頼以維生的菠蘿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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