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香港史的一個分水嶺

[2012-05-15]星島

曾經和張家偉先生在電台節目中討論香港「六七暴動」，他確實是這方面的專家。以前他寫過《香港六七暴動內情》，最近，因為英國政府將相關檔案陸續解封，張先生又採訪了一些當事人，從而由香港大學出版社在今年推出他的新作《六七暴動，香港戰後歷史的分水嶺》。由於「六七暴動」雖然影響香港既深且廣，餘波至今仍蕩漾未息，但相關著述甚少，張先生此書堪稱扛鼎之作。

「六七暴動」是戰後香港史第一大事，中共因為它是錯誤路線失敗之舉，一向採取鴕鳥政策，不願面對史實。香港是具備表達自由的社會，然而不論殖民地政府或特區政府，為了「維穩」、「和諧」，也盡量低調處理此事，以致出現香港歷史博物館常設展覽「香港故事」四千件展品，只有一張展板簡略提及這件頭等大事。雖然低調處理，但是香港政府在暴動結束後，推出一系列改革，如1967年及71年兩次縮減工時、72年實行小學免費教育、78年擴展到九年免費教育。此外如推出民政主任計劃、公援福利、十年建屋計劃等，都是「六七暴動」以後港英贏取人心的政策。
    左派甚至聲稱皆因他們反英抗暴，才有港英的改革。不過我聽到的意見是，如果一個色情狂強暴了女人，生下的孩子長大了做醫生，救活了很多人，不能因此就說當年的強暴是好事。
    八國聯軍侵略中國，其中攻打天津、北京的英軍有中國兵團，由威海衛、香港和新加坡的三個華人軍團組成。英國人對這些華人士兵的忠心本來有所懷疑，後來發現他們對攻打自己祖國的表現非常勇悍，不禁喜出望外，除立碑紀功外，還送他們去倫敦由皇室授勳。

英國人再次的喜出望外，表現在「六七暴動」時期，香港大部分華人對殖民地政府的支持。正如張家偉所說：「自49年中共建政後，港英政府一直懷疑香港居民的忠誠，但六七暴動意想不到地扭轉港英政府對港人的懷疑。」
   八國聯軍攻打京津，和「六七暴動」港人反對自稱代表祖國的左派，性質絕對不一樣，但支持英國人和祖國政府或其分支勢力作對，則無分別。我一位朋友是移民來加的前港英警察，他說：他此生做過最有意義的事，就是「六七暴動」時痛打「左仔」。香港資深傳媒人梁儒盛在他的回憶錄中說：港英「防暴隊中，不少成員廿歲不到，三五十個隊員面向聲勢洶洶的數百暴徒，木石橫飛、火光熊熊的場面，竟毫無懼色，衝鋒陷陣，且有擎旗奪帥之勇。為甚麼？香港是我家也。」三十年後，他問一位防暴隊的老友，當年打左仔特別起勁，是討上司歡心嗎？這位老友嚴肅地答：「沒那回事，只恨他們破壞香港、破壞我們的生活，非打不可。」

    由此可知，「六七暴動」後港英的改革，固然是為收攬人心，但其中一個重要因素是當他們有難時，大多數香港人和他們站在一起，像商業電台廣播員林彬那樣，雖然不是防暴隊員，也貢獻出珍貴的性命。這令港英如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顧汝德所說：「港府明白倘若市民爭取一些合理的權益，你只能說，好，因為你已沒有藉口說不。」所以，港英的改革措施，不是怕左派和他們爭奪民心，而是對支持者的回報；不是因為左派暴動，而是因為多數港人反暴動。這是我的看法。
    不論是「六七暴動」，還是稍早些的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騷動，不少人指參加者是「反殖」。其實1967年的左派，只希望港英跪地求饒，之後繼續殖民；天星騷動的參加者也只是反對政府的施政，而不是要求結束殖民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