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第一次對立

D&G事件，對立白熱化

8月28日多倫多明報 
    以前，香港人沒有多少本土意識，大多數人口是外來的，其中有不少政治上、經濟上難民。難民不免有過客心態，觀望局勢有變，可能回鄉，也可能另覓海外居處。
中共得天下時，陳寅恪等一批有條件去香港避禍的名流，很擔心如果香港被中共收回，處境將會相當狼狽，因而選擇留在廣州。雖然後來的形勢發展証明他錯了，但可說明人們對香港確實沒有多大信心。（若果陳寅恪覺得廣州畢竟離黨核心遠一點，安全系數大一些，那是不合時宜的山高皇帝遠思想在作怪，未免可悲復可笑了）。 
    至於我自己，則連過客心態也沒有。五十年代那個冬日，從故鄉赴港，起程時唯一的行李是上學用的書包，裝著寒假作業。這是準備下學期開課，便回來繼續上學，去香港只是為了渡假。想不到一去就五十多年不曾返鄉，這個寒假何其漫長。 
    一個渡假的人當然不會有甚麼本土意識。然而當時終歸年輕，很快便「融入主流社會」，並且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本土意識。記得十多歲參加文社活動，有個「風雨文社」提出「中國風」文藝路線，由我負責的文社則提出「香港風」。那是六十年代初期的事，距今半世紀，大概是最早的大中華文化思想和香港本土意識的第一次對立。不過此一本土意識由一個原先目的在來港渡假的少年提出來，反而風雨文社的文友們多土生土長，這似乎有點詭異。 
    當時的社會氛圍是大中華意識的天下，甚麼「香港風」當然只是不值一哂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