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賡哲：莫辜負記憶力

3月2日多倫多明報      
    經常在日常生活中，碰到一些記性好得出奇的人，可是他們做的工作完全不需要記憶力。 有此天賦而未能好好發揮，無疑很可惋惜。其實所謂考試制度，很多時候只是今日溫習過的功課，明日還記得住，在試場用筆寫出來。愈是填鴨式教育愈是這樣。成績好不好，決定於記憶力好不好。 
    向來，人們認為錢鍾書學貫中西，所著《管錐篇》，徵引了四千多名作家的上萬種著作；《談藝錄》篇幅較小，但徵引的中西文學資料也有千多種。因此，尊他為現代大學問家的讀者，自然覺得他記性驚人。不過，他的太太楊絳揭穿了這個神話。楊絳說，錢鍾書著書不依頼記性，而是靠做筆記。他在治學問的五十多年間，總共做了七萬多頁筆記，即每天將近四頁。四頁似乎不是大數目，卻是讀過大量文字然後撮提出來的精華，他的讀書量，應該不少於香港教育局長吳克儉。但吳局長顯然記性一般，又未聞有做筆記習慣（如果有，他一定引以驕人），所以不會有令人拜服的著作。 
   錢鍾書做筆記可以說是死功夫，另一位學術泰斗陳寅恪就確實有攝影機式記憶力。他晚年失明，著作時只能口述，靠助教黃萱作筆錄。他記得以前讀過的書所有內容，叫黃萱打開書本第幾頁第幾行照抄引。這種記憶力已接近電腦的搜尋功能。當然，資料是死的，融𣿬貫通而生出個人獨特創新見解，才是陳寅恪功力所在。這種功能，再厲害的電腦也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