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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5月29日星期五

蘇賡哲:中日媒體一個分別

5月20日多倫多明報     
    汪康年是清末進士,支持變法思潮,辦過深具影響力的報紙。
    當年,日本人在中國也有讀者頗多的《順天時報》,其中一位報人叫宮房次郎,他向汪康年提出一個疑問:「很奇怪,在日本,人們寫信給報館,內容都是些關於公共事務的事。 例如有一條橋梁殘舊了,需要修理;或者甚麼地方的溝渠塞了應該去疏通。在中國,讀者也給報社寫信,但寫的都是揭人陰私的事,不是某人的妾侍偷漢,就是某人私會女戲子,再不就是某飯館餐廳的飯菜有甚麼髒東西,而且多半是栽贜,只是利用報紙去洩私怨,而且沒有人用真實姓名。」汪康年知道他說的是事實,只能汗顏無以對。 
    事實上一個族群如果不注重公共利益,也就不會有公德心。從清末到今日,中國人這種劣根性沒有改善,只有更加顯著。中共專政以來,政府要求人民關注的公共事務,其實只有一件,就是怎樣去維護它的政權利益。老百姓依舊會寫告密信去發洩私怨,只是改變了內容,不是誰的妾侍偷漢,而是誰會不利於中共政權。所以從前有「八分錢郵票可以滅門」的說法,攻訐不再限於道德規範,而是和苛政結合起來。這種「沒有最墮落,只有更墮落」的發展,並沒有在日本出現。汪康年在天有知,應該更加汗顏。 
    香港媒體相對於大陸,另有一番面貌,滿街陳列的雜誌封面頭條,仍是清末那一套,分別只是主角集中於男女明星,誰和誰偷情「斷正」,關乎公共利益的事只能靠邊站。

1 則留言:

匿名 說...

中國人的德性惡劣, 對不起祖先, 對不起子孫, 但以前, 中國人會因而羞愧, 今天, 中國人恬不知恥, 甚至引以為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