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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3月26日星期六

蘇賡哲:李敖與龍應台

曾經說過:一個人如果喜歡自吹自擂,就容易變節。因為自吹自擂是可羞恥的事,他不以為恥,即羞恥感與常人有別;變節也是可羞恥的事,但他的羞恥感既然有別於常人,也就不會引以為恥。
李敖喜歡自吹自擂,因著上述的推論,從一個反威權專制的鬥士變節為專制政權的鼓吹手,就一點都不奇怪了。
以宗教式的悲憫致敬龍應台很坦誠,她承認在台灣威權時代,她批評蔣家政府是有限度的,因為不希望她的著作成為禁書。後來她批評北京政府,也採取同樣做法,所以還可以去中國大陸演講。不過在形勢許可下,她會掌握機會,提高批評的層次。亦即掌握了所謂打擦邊球的高度技巧。她用四年苦功寫出《大江大海1949》,洛陽紙貴,暢銷了一年多。由於立場南轅北轍,李敖最近寫了一本《大江大海騙了你》,對龍著多方抨擊。
其實李敖完全說不出龍應台怎樣騙人。例如他指出龍應台把「翁照垣」寫作「翁照桓」,這只是替龍做校對,不能說龍寫錯一個字就是在騙人吧。又如他批評龍只寫1949年的小人物,即社會底層人物,這更不能說是騙人。龍應台下筆的動力,就是以宗教式的悲憫,向所有被時代踐踏、污辱、傷害了、失敗了、犧牲了的人致敬,這種歷史感情,當然不是一個依附權貴的人所能瞭解。況且,上層大人物的1949,已經有汗牛充棟的文字資料可供研讀,所以我完全支持龍應台的寫作取向。
李敖對世變中上層人物的理解是很淺薄的,往往就是他批評龍應台「只說現象,不說原因」的自我寫照。
例如他說,雖然蔣介石撤退去台灣時,想把一些知名知識分子也「搬」去台灣,但沒多少人肯跟隨蔣,多數選擇留在大陸。這是事實,但原因各有不同。
跑去台港美國的要幸福得多像吳宓,他自稱留下來是要「慢慢地出家為僧」;張東蓀是以為共產黨將實施的計劃經濟是發展生產的靈丹妙藥;張申府理想中的新中國「是能實現孔子仁的理想、羅素科學的理想與列寧共產主義的理想」;浦江清和沈從文是為了家庭的安穩;錢端升是希望能在新朝當官。還有像名報人王芸生,因為正直地批評過國民黨政權,受到國民黨打壓,在時代劇變中很感彷徨。共產黨人李純青在1948年冬天奉黨的命令和他接觸。當王芸生感嘆「沒有出路了」時,李純青勸他說:「想想辦法,柳暗花明,為甚麼不找共產黨?」王芸生自嘆說:「共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李純青告訴他,有個人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會議」,這個人就是毛澤東時,王芸生有點驚訝,沉默了很久。其後,中共再加碼,承諾他的四間《大公報》在「解放」後仍然以民間報紙的形式存在,不必改名,所有人員繼續留用,照原樣出版不加改動,王芸生才表示「甚願接受共產黨領導」,並親自到香港安排了《大公報》香港館「起義」、「向人民投降」。
我覺得寫歷史事件,應該寫出現象和成因,更應該寫它的結果。知名的知識分子不肯跟隨蔣介石去台灣是現象,在不滿蔣介石之外還有更各種個人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不去台灣的,絕大多數下場都很悽慘。他們有的在「解放」不久就被打壓,要割脈自殺;更多是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成為「地富反壞右」五種賤民之一。僥倖漏網的也很難逃得過文革的迫害。相比之下,跑去台灣、香港及美國那一批要幸福得多。
[2011-03-01]溫哥華星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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