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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4日星期二

蘇賡哲:從王丹看國民教育

      香港的國民教育爭論暫時淡靜下來,但在年輕一代與建制離心離德現象日趨明顯的壓力下,梁振英政府一定會另想辦法扭轉頹局。
      我一直在思考,以「唱衰美國、歌頌共產黨」這種低級說教,是否真能達到洗腦目的?如果說不能,我在中國大陸和香港,甚至加拿大華人移民社區,常遇被洗腦後的中共信徒,他們完全接受「薛鳳旋思想」,政治反智程度足以令人駭笑。
      但洗腦似乎又不是萬應靈丹,在有些人身上半點作用也沒有,甚至起了反效果,不然就不會有1989年民主運動了。當年在民運中起主導作用的學生領袖,全都是中共建政後出生,從小就在最正宗的國民教育中長大,他們是被中共寄以厚望、刻意栽培,也就是在國民教育中落足猛料,大力催谷的一群。結果他們成為專制政權的叛徒、通緝犯,而不是它的辯護士。何以同一種國民教育,會產生兩種完全相反的結果,應該是很值得探討的問題,但我不知道有誰在作此研究。
      以王丹為例:小王念小學時,就是少年先鋒隊中隊委員,老師很器重他 ,深情地說:「要是學生都像王丹這樣,共產主義早就實現了。」現在的王丹很幽默,他說:「想起來真是不好意思,因為要是我那一代人都像我一樣,共產主義應當早就滅亡了。」王丹的例子顯示出,國民教育在某些人身上的效果,是有其階段性的。在王丹身上,早期有效,一直到升讀中學都還有效。他自白說:「在我成長和關心國家的起步階段,我曾經真心真意擁護和相信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儘管那時其實我對中共的領導並不瞭解。但是作為初中生,從學校到家長都鼓勵我們積極要求進步。所謂進步,就是爭取早日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
      對中共領導的不瞭解,並非國民教育發揮作用的原因。我認識一些香港「維園阿伯」式的深度中毒者,他們對中共領導的瞭解達到國情專家的水準,他們承認問題的存在,但認為共產黨已改善得太多了;既然愈來愈好,而且不是小好是大好,就應該支持他們繼續掌權。
      王丹是在14歲加入共青團的。高一開學,他就擔任班裏的團支部組織委員及高一年級總支組織委員。不久,他還向校黨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為了爭取在中學畢業前入黨,他每天調好鬧鐘,天未亮就起床讀馬列書籍。校團委覺得他進步快,加以重用。高中二年級以後,王丹歷任班團支部書記、年級團支部書記、學校團委委員,代表學校參加區團代會,成為標準學校團幹部。學校在這方面大力培養,希望發展他為黨員,並願意保送他上北京師範學院,只要求他畢業後回校做團委老師。
      1987年,王丹獲評為「北京市市級優秀團幹部」,以這樣的趨勢,王丹笑說,他差點就成為中共的接班人。然則,是甚麼原因令國民教育在王丹身上失敗,並產生反效果?他說是因為非常偶然的機會,他在學校圖書館看到一本書叫《蘇聯持不同政見者論文集》,這本書使他的思想產生了顛覆性的影響,也就是令以前國民教育的作用消失。
    這是王丹例子的解釋。但是我的疑問還是找不到答案。因為前蘇聯不同政見者沙哈羅夫他們這本書,和同類型的書籍並不難看得到,可是並非它們的讀者都會產生王丹那種轉變。司徒華先生甚至引用過沙哈羅夫的話,但他在1984年仍以黨外共產主義者自居。

1 則留言:

Jade 說...

王丹的母親王凌雲是粒教育種子,令王丹有分析自我是非能力,不會盲從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