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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8月27日星期四

蘇賡哲:高耀潔與延安日記

8月12日多倫多明報     
    中國的高耀潔醫生寫文章說:1937年,共產黨在陝北南泥灣開荒,號召農民在荒山裡開荒種植罌栗斂財,出賣鴉片換取銀元,公開經營許可銷售鴉片,構成鴉片經濟。 1948年8月1日謝家坪自然村有煙簿記錄,不過中共謊稱是開荒種糧食,伐木燒炭、紡紗織布。當時有一種《種煙歌》:「過了大年是春天,家家戶戶種洋煙。十畝地來八畝田,留下兩畝種洋煙」。所謂洋煙,就是鴉片。
    這使人想起前蘇聯記者彼得弗拉基米洛夫那本著名的《延安日記》。這真是一本奇書,所奇不是它有很多對中共不利的記載,而是這些不利記載是北京官方出版社出版的。他們出版對自己形象不利的張國燾《我的回憶》,或者托派的一些回憶錄還不難理解,因為這些書在香港出版後,華人社會很容易看得到,中國大陸的學者也不難弄到一套,但《延安日記》雖有英、俄文版,華文讀者知道的比較少,它和中共唱反調,揭穿他們的謊言,此所以奇也。和高醫生相對照的是,這本日記更具體說出,種植鴉片是中共政治局的決定,要在一年內為中央政府所轄各省的對外巿場至少提供一百二十萬兩鴉片。賀龍的步兵師所在地,是主要提供鴉片的地區。毛澤東表示,:「在目前形勢下,鴉片要起打先鋒的、革命的作用。忽視這一點就是犯錯」。
    至於中共借抗日來壯大自己,似乎到今天尚有爭議,但這本日記在1943年12月26日已記載:毛澤東「讓中央軍去冒危險,自己卻要避免對日積極鬥爭,這樣就能建立起自己的權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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