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13日星期五

蘇賡哲 : 解䛧

舊書商回憶錄之十七  
  有位楊先生說:如果他是何良懋,他同樣會叫我讓位給戴天。為什麼,因為我「好相與」。我對這說法非常熟悉。
天𧶽兄拔刀義助我當了25屆拍賣的拍賣官,到不久前的26屆,因為所能租到的拍賣場地日期,和他的辦事曆有衝突。我只好找替手。照倫理應該先找歷屆都來幫手的P君,但他一口拒絕,説不想得罪賜官。我解釋過不是不續請賜官,而是撞時間。但他不接受解釋,我只好請鄭老總出馬,但他同樣以不願得罪𧶽官拒絕。後來我求賜官親自出馬,去要他頂上,他才勉為其難答應。事實上他做得很好。 
  當時我問鄭老總,為何你和P君都怕得罪賜官。卻不怕得罪我。答案就是「因為你好相與」。 可惜楊先生和鄭老總都沒想到,這等於是在批評戴天和賜官「惡相與」。
  楊先生幸而不認識戴天,怎樣批評都可以。 
  每個人的性情都不一樣。我對楊先生説:「不錯,我很好相與,所以才會在二十年後的這裡,溫溫馨馨地和老友敍舊。」 
  良懋兄説他幾乎忘掉這星河瑣碎事,幸而他倒是記得,他送了足足佔據大半個地庫的書給我,這是「陰差陽錯下,一年後居然曲綫(馬後炮咁講啫)向蘇兄請罪的『心理補償』?」,括孤中是他的原話。 
  我這才喜得一個下台階,可以附和他說:「正是嘛,我就是為記著贈書的恩情,才連帶記起整件事。如此慷慨一文不取送我這麼多書,實生平罕遇。」沒有這下台階,就變成被傷害了弱小心靈的小氣鬼了。 
  其實我除了記得贈書的恩情外,當然比良懋兄記性好一點,不因為我是弱小心靈受傷害的一方,而因為我寫過兩次「認罪書」。尤其它收在我的文集中,而我是用文集來做回憶錄素材的。 
  我始終不認為良懋兄有什麼罪要請。其實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一把稱桿,標示著哪個朋友比哪個重要,這有什麼罪? 
  至於戴天何以恥與從未見過面的我同席。此中原因我想了近二十年,仍想不出來。本來吃一頓飯,無非一兩小時光景,再不喜歡的人,不和他搭腔,或者給他臉色看,他就應該會知難而退了,為什麼要用不入座來出難題給主人家,以迫我離席?這是多深的憎恨或鄙視? 
  後來戴天把藏書送給我,我想他不會是不約而同,「曲缐」向我「請罪」,而是想保存文化。當時我在香港,請黃德文君將書搬到寒舍。德文問他憎惡我的原因,他説因為我的政治難民身份是騙來的。 
  我成為港英年代加拿大唯一來自香港的政治難民,是得到方勵之校長等出面仗義幫助的。得到批准後,媒體鋪天蓋地報道,加拿大第一次庇護來自香港的反共作家。相信戴天所得的印象也是反共作家這點。他們庇護我,還有其它原因,但就以這一點來説,我有行騙嗎?難民法庭的法官曾問,香港有不少反共作家,我有什麼特別。我説當然有,我不止於反共,而是攻擊他們的領導人。所舉証據在上一篇説過了,不贅。當時法官們都點頭接受我的陳辭。 
  二十六年來,移居加拿大的文人大多偃旗息鼓了,甚至舔共去了,幾乎只有我未改初心,支撐著反共旗幟。如果說我是以此騙身份的人,我希望等得到一句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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