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世昌在多倫多 我到加拿大尋求政治庇護，沒有告知司徒華，因為怕被指責為逃兵。
後來，有一天經過港島東區地鐡站，看到這個站的啟用紀念牌匾上，有文世昌律師名字。想來這位同是「港同盟」創會會員的三料議員，當年算是地位顯赫專業人士了，卻在沒有受恐嚇的情況下和我一樣逃之夭夭，跑去多倫多，是不是有什麼好路數? 似乎沒有。他和我一起在一家叫「美加華語」電台做時事評論節目，薪酬非常微薄，微薄到幾乎只夠吃一頓飯。
文律師每個月到出糧時，就去會計室拿了我們兩人的支票，然後將我那張交來懷鄉書店給我，要我請他吃飯，謝謝他代勞領薪。只是兩個人畢竟食量有限，那份糧往往未能吃清光，文律師為了解決這問題，經常拉他一些朋友來共襄盛舉。電台曾有意加我一點薪酬，我婉卻了，因為怕文律師會帶更多素不相識的人來，要我烚熟狗頭般去應酬。狗頭烚得太熟，臉皮易皺。
有人問，兩人同時出糧，為什麼從來都是你這個家徒四壁，三父子租住一間280元加幣劏房的難民請客?我說：「文律師三料議員和數十年律師工作的收入，說不定都捐獻給香港民主陣營了，我請客是應份的。」
文律師可能把錢捐光了，所以沒有汽車，要我每天去他的花園洋房前載他上電台。他沒有銭，不可能幫補我一點汽油費。那個年頭，加拿大尚未禁止司機聽手機。有一次在路上我聽了一通電話，收綫後，文律師神情非常嚴肅地警告我：「倘若你因為聽手機而發生意外，我會循法律途徑要你賠償一切損失。」我想，幸好他是律師，講法律，換了別人，説不定下車後會打我一頓。又想，翌日他應該不敢再坐我的車了。
不過這只是常人落後於傑出人士的想法，一天亮他又來電要我去載他。我說：「我以為你不敢坐了。」他昂首如在香港對選民發表演說：「這種精神你阿蘇也許一時未掌握，人不冒點險，是不能成就大事業的。」 不過，他的勇氣很快受到考驗。我和他一起轉去盧博迪當台長的另一個電台，和另一位美女主持繼續評論時事。直播室透明度很高，直播時，我看到盧博迪在玻璃窗外向女主持比手畫腳，我猜他也許是要女主持加進他的某個意見吧，女主持卻一直沒有如他之意。 意外發生了。只見台長怒容滿臉拉開門衝入直播室，將正在發言的女主持一把拖出門外，她的座椅也轟然大聲倒地。
廣播大忌是不可以有無聲時間，我只好勉力接著女住持的話頭繼續說下去。側看文律師真是吃驚過甚，光滑的額頭滲出冷汗，目瞪口呆。但這一行只可目瞪，不可口呆。我不得不踢他一腳，令他回過神來。此刻，我對他為什麼跑離香港，模糊中似乎看到答案。
女主持不久重整被扯歪了衣衫，若無其事又回來繼續做節目。如此同事間感情很罕見。
下班時，我問文律師剛才是不是被嚇了一跳。他瞪著我説：「什麼話，你看到我跳嗎?所以我說，你的精神境界還有很大提升空間。以前蔣介石在演講台上，有人擲炸彈，他也是像我這樣巋然不動坐著，但還沒有我這份鎮定功夫。」 蔣介石軼事，我也知道一些，但就不懂得像他隨機引用，像律師在法庭上引用案例。
有一年，多倫多選出的華裔小姐李酈是我提名的，所以翌年華裔小姐決賽晩會也邀請我和文世昌出席。文律師告訴我說：「我和你是有崇高政治理念的人，不應該陷身在這種燈紅酒綠大吃大喝看美女大腿的泥淖中。我們應該去參加台灣本土運動晚會，替台灣人打打氣。」
我覺得很有道理。但在台灣人晚會上見不到文律師。後來才知道他去了選美晩會。我當然要質問他，但怕他又要提升我的精神境界，所以搶先説：「你這精神境界又高到哪裡去了？」
他淡靜地説：「所以說，你這人雖然肯讀書，頭腦還是差了那關鍵的一點點。你也知道我在香港的身份，燈紅酒綠場合去得太多，麻木了。昨夜我忽然覺得很久沒有嘗過這滋味，應該借機會考驗一下自己，是否仍然能卓爾不群，出污泥而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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