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舊書業的輝煌時期，一般人是不知道，感受不到的。中國大陸在文革時期禁書、焚書，全球的中國觀察者、漢學家以至大學圖書館只能集中來香港搜求資料。
應運而生的香港舊書商沒有一百，都有數十家。因為出口價比本土市值高太多，香港讀者根本負擔不起，所以絕大多數舊書商都關起門來，只做出口。例如中文大學那位撕去我一頁《蘇加諾總統藏畫集》，然後要我削價廉售的阮廷卓（又作焯）教授，就在自己家中以「文萃閣」作招牌，做這種生意。全店只有他一個人在唱獨腳戲，後來我發覺他連存貨也沒有，當然更沒有貨倉，基本上是零成本，穏賺。
另有一家「中山書店」，老闆惲茹辛，性情和阮教授相近，兩人一早絕了交。有一天，惲來新亞書店找我，說他接到外國訂單，整批書是阮教授報的價近一萬元，他叫我去找阮要貨，阮如果給我八折同行批發價，惲茹辛和我對分，可以各賺一個折扣即近千元。
不料我去找阮教授要貨時，他鼻孔朝天說：「我沒有做同行批發，你要就給四十元你賺，不要拉倒。」
就在此刻，我腦海中突然浮現出一個畫面，是誰總在集古齋書架前徘徊？就那三幾個，李翰祥、周錦榮，還有眼前這阮教授，他一直用一枝筆在抄書名。
當下我裝著笑臉恭維他那篇《離騷新詁》寫得很好，連他「這還用說」的表情也來不及品味，一轉身就跑去集古齋，果然整批書都在架上。我轉售所得是四千多元，比四十元差太多。
如果我是阮教授，一見有人來求貨，便意味著這批貨已有買家，應該搶在我前面去集古齋買下來。但他只想做無本生意，要看到直接訂單才去入貨，便賺不到這錢了。
當然，如果他有競爭意識，那就會出現他和我賽跑去集古齋的場面。也許他將在課堂上告訴學生：「蘇老闆不只是笨蠢，連走路都比我慢。」
事後，我打了個電話給他說：「阮教授，你那四十元我賺不了，集古齋譲我賺了。」
「什麼，你起我尾注？」他是大學者，一聽就明白是什麼一回事，惱怒的聲音向來很尖。
我説：「你老是儒學大師，就別說這種市井語言了。」
我的同學兼好朋友洪光良牧師尚在求學時，租住阮教授一個房間。客廳中有兩張藤椅，阮教授每次外出，都將藤椅對疊，再用鐡鍊鎖好，免被住客偷坐。他應該算得出起尾注這筆錢可以買多少張藤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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