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錄是八九年學運領袖,流亡美國後從事財經行業表現很好,被目為巴菲特接班人。最令人囑目是以曾被通緝要犯身份跟隨巴菲特一起到中國去。那段時期的心情,不用說定是百感交集的。
本來李錄這些「朝廷欽犯」,都是當年精英,在異域做出成績來是正常的事。只因為他超越了一般留學生的水準,不免多少招來些異樣的眼光。即使是「老戰友」柴玲,也很坦白地表露出內心有所波動。幸好她自己後來也力爭上游,有了不錯的事業。
李錄「發達」後不忘本,對民主運動常有財力上的支持,這並不令人覺得意外。六四那天清晨,學生撤出廣場,是李錄堅持要走在前面的,理由是士兵可能在前面向學生開火。撒到廣場邊緣時,李錄說:「這太糟糕了,有朝一日他們會要我們為歷史上這個時刻負責任的。」柴玲在他身邊問:「誰要我們負責任?我們又沒有殺人!」李錄回答:「這太糟糕了,沒有一個學生領袖犧牲。」柴玲不能確認他為什麼這樣講。李錄緊緊攥著她的胳臂說:「咱們回廣場去吧。咱們學生領袖一個都沒有死。」
後來他們沒能回廣場去,因為廣場己經封鎖了。六四以來一直存在著「學生也有責任」的說法。我認為這話由學生自己來說是無妨,由第三者來說則屬苛責了。李錄對自己的歷史定位顯然有清晰認知,而勇於負責的性格也說明他出國後的成功並非倖致。到今日為止,他當時的勇毅還未有人能及。
20111101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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