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學原副校長孔憲鐸是植物學專家、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他說：「世界上很多國家，不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是犧牲了許多其他花費來投資教育的，為甚麼獨獨中國沒有這麼做，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中共整天說要科教興國，孔教授指出首先應該是國興科教，不支持科教，沒有科教，如何用科教去興國？
1965年，孔憲鐸到多倫多大學植物系攻讀植物生理專業博士學位。多大是加拿大人熟知的學府，我覺得孔先生和他的老師之間的師生緣很值得談談。那位指導教授，是剛從英國倫敦大學皇家學院畢業的約翰威廉思思博士。孔的論文是威廉思博士論文的續集，叫《蠶豆葉綠體DNA的理化分析》。威廉思把自己一本論文交給孔，叫他仔細看看，就知道怎樣做。這種情況並不太罕見，他給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當然，如果碰上問題，可以向他求援。他那篇論文成為孔憲鐸的「聖經」，可是成績並不理想。孔憲鐸依照這部「聖經」的方法去做實驗，結果失敗了。以我在高等教育界的經歷來說，威廉思碰上這種灰頭土臉的事，最大可能是裝腔作勢，把學生責怪一番，為自己找下台階。但他沒有這麼做，而是支持孔憲鐸脫離自己的軌道，另覓它途，建立和老師完全不一樣的研究格局。 2002年，威廉思已經退休。孔憲鐸重視師生情，去多倫多他家中敘舊。威廉思對他說：「在學術上你比我高明。」
很少做老師的會對學生講這樣的話。以前，我在大專院校執教，每個學年開始，都對學生說：「你們來這裏的唯一目的，就是在將來看不起我，覺得蘇教授沒甚麼學問，否則，就是我的失敗。」社會的進步，在於長江後浪推前浪、在於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倘若學生永遠覺得老師高不可及，社會就停滯不前了。孔憲鐸在學術上比威廉思高明，其實是威廉思的成功。
不過，豁達的襟懷氣度，並非每個老師都有。中國老一輩教育家中，胡適是其中表表者。
胡適擔任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主任時，常舉辦研究報告會，由所主任及導師對學生的研究報告加以評論。有一次，一個姓韓的研究生提出一篇隋唐之際佛學研究的報告，宣讀後由胡適以所主任資格加以評論。正評得滔滔不絕自以為相當精采時，韓生突然打斷他的話頭，很不客氣地說：「胡先生，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你愈說愈外行了。」隨即指出胡適評錯了的地方。
胡適聽了，立即停止批評，只由韓生的導師湯用彤繼續評論。報告會結束，胡適說：「以後舉行報告會，最好事先讓我們知道題目，以便做好準備，免得像這一次對韓君的報告作了錯誤的批評。」他承認自己沒有準備，空槍上陣。
這種研究報告會，在很多研究所中都會舉辦。吾友鄺士元先生，是新亞研究所老一輩畢業生。和他的同學比較，鄺兄的際遇如他所說，確實是差了一大截。鄺兄把自己的短翼差池，歸因於在研究報告會上，他常開罪了老師和同學，因而在後來得不到提拔，且遭受挾怨報復。他是不客氣的韓生，卻遇不上胡適。
學術界的威廉思和胡適總是有的，但不多見。我的想法是，襟懷豁達，首先自己會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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