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改革開放」初期，我經由集古齋彭可紹先生做中間人，和三聯達成口頭協議，由我負責運一批台灣出版學術性書籍來香港，三聯負責在深圳辦展銷會，他們邀請全國大專院校圖書館來採購。賣不出的書，由三聯包底。這事倘若在今日辦理，問題應該不大。當年大陸的大學圖書館卻根本沒多少錢，而台灣文海，新文豐諸出版社的書籍往往部頭大，訂價高昂，像文海一套近代史料叢書，就要港幣三十多萬元，因此來書展看的人很多，但一本書都賣不出。
書展失敗，三聯叫一位和我比較熟的職員來說，他們不能包底，書要全數退給我。
他們以為我面對悔約，必定非常不快，因為銀碼非常龐大，他們吃不下，我更不用説。一般人碰上此事，必起衝突，暴跳如雷也在他們預料中。但三聯遇上的我，只是對他們的代表微微一笑，學杜月笙「閒話一句」的語氣道：「小事一件，讓我來解決。」
我唯一要求三聯的是，他們反正有倉位，這批書要不收倉租暫時寄存。然後我飛去台北，招集貨主開會。我說：三聯悔約，固然悔的是口頭之約，但即使簽有文件，我也不會要法律解決。這樣吧，反正三聯肯出貨倉，放在他們那裡很安全，就當新亞是你們在香港義務辦事處，如果你們找到買家，我就找三聯提貨，台灣到香港的運費我已出了，但你們在道理上還可向買方收取。
眾出版社老板一聽，居然都臉有喜色，覺得頗有化算。我就這樣化解了一個大麻煩。後來那批貨還全由我賣出，賺的比書展多出一截。而且各方都滿意。
文革期間，大陸不再出版文史類書籍。我尊重版權，跑去柯士甸道三聯辦事處，希望通過他們租用紙型翻印大陸文史書。得到的答覆是，現在這種事沒人管，要印什麼你自己看住辦吧。
後來我印了三聯出版的《胡適思想批判》。這書原有八集，但我嫌它講來講去三幅被，只印前三集。為了讓研究者掌握出版資料，所以三聯的版權頁也照印。
有一天，沈宣仁先生帶一位瑞典學者來新亞，買了這三集。隨後學者去北京和周恩來見面，竟拿出這三本書問：「現在又要批判胡適了嗎?」周見書一頭霧水，搖頭支吾以對。
事後周恩來下令撤查是什麼一回事，結果由三聯來通知我，以後印他們的書，不要再搞「原汁原味」那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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